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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公文4.8公里走了42天!12人1個單位被紀委監委嚴肅處理

   來源:川報觀察    發表時間:2019年04月09日 15:51

物理距離4.8公里,公文走了42天。2018年8月,在遂寧市,一份機關公文在運轉辦理過程中經歷了長達一個多月的嚴重“拖堂”,最終12名市直機關工作人員被遂寧市紀委監委追責問責。    

調查  

事件的起因要回到2018年7月25日,遂寧市環督辦發出了《關于開展市級環境保護督察“回頭看”工作的通知》,按照通知的要求和安排,6個督察組于7月27日至7月31日對各區、縣進行督察,該督察情況形成的反饋文件應盡快由市環督辦匯總,并送市政府相關部門審核運轉,最終送市委領導簽批。但事實上,這份文件最終在9月12日才姍姍送抵。  

這份公文,是遂寧市環保督察辦上報給遂寧市委書記邵革軍的。  

遂寧市環保督察辦(下文簡稱“市環督辦”),設在遂寧市環保局。  

從這里出發,在遂寧城區經西山北路、嘉禾西路、遂州北路、明月路,到達位于東升路的市委辦公樓,全程4.8公里,駕車只需11分鐘。  

細心的市委書記邵革軍簽閱時發現:公文成文日期是2018年8月2日,到自己的案頭卻已是同年9月12日,4.8公里“走”了整整42天,“是哪個環節、哪個部門出了問題?請給個結論。”  

4.8公里“走”了42天的公文  

收到市委書記的批示后,遂寧市紀委監委當即成立了調查組。  

結果是,包括遂寧市政府副秘書長、市政府秘書五科科長、副科長,以及遂寧市環保局局長、副局長等共計12名責任人、1個責任單位,受到了嚴肅處理。  

事后,遂寧市以此為契機,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查問題、講擔當、提效能”作風整治行動。  

遭遇變故的國慶長假  

趙永坤、盧逸,分別是遂寧市紀委監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和副主任。四室是一個日常監督部門,對口聯系環保局等多個部門。  

和紀委監委的其他部門一樣,四室平時很忙,虧欠了家人。好不容易國慶小長假,大家都打算與家人好好聚聚:趙永坤準備接待從外地回遂寧的幾位同學,好好陪陪剛從深圳實習回家的兒子,參加朋友女兒的婚禮;盧逸和妻子計劃好了,帶父母、娃娃,自駕去青海;兩個同事也各自有計劃,梁瀟方去宜賓參加早就答應的朋友婚禮,任益坐飛機到鄭州。  

但一個電話,改變了這一切。  

9月30日下午16時,趙永坤、盧逸接到電話,“電話里沒說會議內容,只說了時間地點。必須準時參加。”  

原來,當天,市委書記邵革軍的簽批件下來了,遂寧市紀委監委決定立即開展調查,由四室負責成立調查組。  

會議開到18時,定了幾條原則,其中包括:紀委監委的人,環保局、住建局、政府辦的人,國慶期間不能離開遂寧,隨叫隨到。  

會議一完,趙永坤、盧逸馬上開始起草方案:“方案內容包括,依據有關規定,哪些人可以進入調查組。”21時方案寫完,領導簽批同意后,兩人馬上電話通知有關人員。  

梁瀟方已經到了宜賓,任益剛到雙流機場,住建局紀檢組副組長唐運福,動車正往重慶。  

他們得到的指令,都一樣:“馬上回來。”  

遂寧市紀委監委第四紀檢監察室的同志們在討論案情  

不斷加人的調查組  

梁瀟方、任益、唐運福,連夜趕回遂寧,加入調查組。  

“公文走了42天”調查組,30日那天只有9個人,來自市紀委監委、市委組織部、市檢察院紀檢監察組、市住建局紀檢監察組等。“可后來發現,涉及到的人和部門越來越多,都要到現場調查、去單位取證,于是一再增加人手。”盧逸說。  

10月1日增加4人、2號增加3人;到了3日,牽涉到市政府辦秘書五科,又增加了政府辦紀檢監察組的4人。5日,發現牽涉到環保局副局長鄒凱,他是副縣級干部,按規定要交給負責審查調查部門,于是九室的6個同事,又進入調查組。”  

為什么是九室?趙永坤回答:“九室查處過市環保局系列案,情況熟悉,有經驗。”  

5天時間,調查組查清了事實。  

2018年7月25日,遂寧市環督辦發出了《關于開展市級環境保護督察“回頭看”工作的通知》:按照通知上的要求和安排,6個督察組于7月27日至7月31日對各區、縣進行督察;督察情況8月2日形成的29號文件,經過一系列緩慢的協調簽字,審核不及時、催辦不力等,于2018年9月12日送至市委常委辦轉呈市委書記邵革軍。  

追責  

責任人被紀委監委嚴肅處理  

調查證實:12個責任人、1個責任單位,導致了這份公文4.8公里“走”了42天。  

于是,遂寧市紀委監委,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等,進行了嚴肅處理。  

黨內嚴重警告1人。環督辦主任康曉陽,沒有統籌整個工作,催辦不力,致使該文件運轉緩慢,在環保局滯留時間過長。  

行政警告2人。經開區和河東新區組總協調人曾前勇、蓬溪縣督察組總協調人劉彥博,兩人因“沒采取有效的方法促使文件運轉”。  

政務警告1人。環保局副局長、經開區和河東新區督察組副組長鄒凱,在公文運轉中督促不力,沒有盡到職責,導致該組文件運轉緩慢。  

書面誡勉2人。船山區督察組總協調人王益茂,在報送環節中,沒有主動過問和催辦,造成此項工作推進緩慢;環督辦借用人員蔣紅斌,在接手文件期間,導致文件延誤。  

誡勉談話4人。市環督辦工作人員李超,催辦效果差;市環督辦工作人員趙清泉,得知市政府辦秘書五科要求修改29號文件后,未及時將該情況報告市環督辦主任;市政府秘書五科副科長李洋,在審核完善文件期間,反饋修改意見時未限定再次上報時間,導致市公文運轉不及時;市政府秘書五科科長張娟,在審核完善文件期間,對文件審核不及時,反饋修改意見時未限定再次上報時間,導致公文運轉不及時。  

批評教育2人。市政府副秘書長鄧云,對公文運轉重視不夠,對市政府辦秘書五科的問題承擔領導責任;環保局局長趙齊宣,對市環督辦的工作作風懈怠承擔領導責任。  

此外,29號文件運行過程中,環保局黨組履職不力,責令其向市委作出書面檢查。  

康曉陽是此次事件中,受處分最重的。3月20日下午,記者當面采訪了他。  

康曉陽坦言:這是組織在教育我、幫助我,“對我來說是一次警醒,大局意識得到增強。今后的工作中,要更細心,也要更高標準要求自己。”記者問:“如果這份公文再重走一遍,要多少時間?” 康曉陽回答有些詩意:“(花42天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但時光不會倒流。”  

整治  

引爆遂寧“作風整治行動”  

遂寧市委常委、紀委書記、監委主任譚曉政認為:從環保局到市委,物理距離很近,只有幾公里、只要十來分鐘,“但這個事件的發生,讓人震驚。個別單位、部門與市委的‘心理距離’,還不是很近。工作作風散漫、拖拉,對上級的要求和群眾的期盼,認識不到位、落實不到位。”譚曉政說,中央紀委要求糾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個別部門‘臉好看、門好進、事難辦’;凡事等上級領導指示、等領導的集體決策、等著會議紀要,有的人‘只要不出事、寧愿不干事’,主動性、創造性、擔當性不夠,成了當前作風建設中的一個突出問題。”他表示:遂寧市紀委監委,將聚焦這些問題,“發現一起,查處一起。  

遂寧市委副書記馮發貴直接指出:“個別單位和部門在辦文辦事的過程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不能說在其他部門就沒有這樣的問題,只是可能沒有暴露而已。”他認為,作風問題具有頑固性和反復性,必須常抓不懈。  

馮發貴說,遂寧現在已經有多張名片,“希望再多一張名片,這張名片叫‘馬上辦、務實干’。”  

事件發生后,遂寧市組建了“查問題、講擔當、提效能”作風整治行動領導小組,馮發貴擔任組長。遂寧市由此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作風整治行動”,劍指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抬頭等6大類干部作風問題。特別是今年省上開展集中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后,遂寧市圍繞“為基層減負”這一命題,動真格、出實招,取得良好效果。劍指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抬頭等6大類干部作風問題。特別是今年省上開展集中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后,遂寧市圍繞“為基層減負”這一命題,動真格、出實招,取得良好效果。  

“文山會海”中騰出手來多干實事  

今年初,在集中整治省上確定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5大突出問題基礎上,遂寧還自我加壓,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將文風會風不實納入整治范圍,以小切口入手,推進嚴謹細致擔當效率的作風養成。  

根據整治要求,遂寧市規定每月第一周為“無會周”, 每周三為“無會日”。在此期間,除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決定召開到市、縣(區)一級的視頻會議、電話會議;貫徹落實中省重要會議、重大決策部署的會議;市黨代會、市“兩會”、市委全會、市委經濟工作會、市政府全體會議和中省規定了貫徹落實時限需要及時召開的會議;發生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等重大應急情況需要召開的會議外,“無會周”期間不得召開全市性會議,不得召開需要其他部門人員參加的會議,“無會日”一律不準召開會議。  

整治還對會議時間、會議文件等多個方面,進行了具體細化。要求堅持開短會、講短話,除重大會議外,其他全市性會議一般不超過半天,專項工作會議一般不超過2小時,會議交流發言不超過5人,每人發言時間不超過8分鐘。  

同時,他們還推廣使用信息化辦公系統“遂政釘”,充分運用科技手段,減少公文“跑步”環節,實現全程追蹤,提升辦文辦事效率,起到了既嚴防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又為基層減負的作用。  

“慣例”因為一項制度被打破  

3月下旬的一天,遂寧市司法局局長溫勉光到蓬溪縣赤城鎮調研依法治縣。這個調研由縣司法局局長陳俊宏陪同。這天,赤城鎮黨委書記邱先武卻在調研點附近的村社忙了一天的脫貧攻堅工作。  

而在過去,市直部門主要負責人到縣(區)和鄉鎮調研,分管副縣(區)長和調研地點的鄉(鎮)黨委書記按“慣例”是一定要陪同的。  

“慣例”因為一項制度被打破。在集中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工作期間,遂寧市堅持“以上率下”,突出領導帶頭。他們建立健全“三不”陪同制度,對縣(區)黨政領導陪同市委、市政府班子成員和市直部門主要負責人調研作出明確規定。降低陪同層級、減少陪同人數。“這讓我們基層干部從繁忙的陪同中解脫出來,可以集中精力把工作做好。” 赤城鎮副鎮長申群馳感慨地說。  

接待不完的檢查學習、蓋不完的“萬能章”、鋪天蓋地的臺賬報表……幾年前,對于遂寧市大部分村、社區的干部來說,為居民服務幾乎成為他們的“副業”。“幾年前,我所在的社區曾懸掛了20多張上級職能部門的牌子,有牌子就要求辦事,這些林林總總的事讓基層感受到巨大壓力。” 一名基層干部告訴記者。  

壓力都往基層“甩”,這樣的“鍋”必須“補”!由此,遂寧市出臺深入開展社區減負工作的“實施意見”,整治濫用屬地管理問題,為基層松綁減負。  

遂寧市對各職能部門在社區設立的工作機構和加掛的牌子進行了規范清理。如今,在社區居委會只需懸掛社區黨委、居委會、監委會、市民中心、工會等5塊牌子。  

這個“實施意見”還明確,社區依法依規履行職責事項12項,社區依法協助政府工作事項46項。屬于基層人民政府及其職能部門、街道辦事處職責范圍內的事項,不得轉嫁給社區。  

由此,社區的角色正式從行政事務的主角,變回了“配合”“協助”的配角。“牌子少了,服務居民的時間多了。現在,每天能走訪幾戶居民,靜下心來傾聽大家的訴求,解決具體問題。”船山區和平西路社區書記蔣菊芳說。(川報觀察記者 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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